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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伦来鸿(2):英国小留初体验,新冠压力测试来袭

 

来源:Twitter,SummerFields@SFSOxford

        对于中国留学家庭来说,新冠疫情是一场巨大的风险压力测试,这种测试在经济层面可能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在心理层面。
 
        近10个月来,英国政府在抗疫政策上摇摆犹疑,执行效率低,“总是慢一步”,前脚说群体免疫,后脚又全国封锁,病例数据刚下来点,就马上鼓励半价上餐馆,感觉在保经济和防病毒之间总是找不到准星。美国特朗普政府就更是反科学的典型,全国一盘散沙,一度在新冠席卷之下丧失了抵抗的意愿和能力。这些昔日被国人视为最佳留学目的地的民主发达国家,民众的任性、国家资源的分散、医疗救济的虚弱等等“体制性”弊端,似乎在疫情压力测试下暴露无遗,而中国却反而照出了另一面颇为积极的镜子。
 
        上述观感在心理层面很大地影响了中国走外向型教育路线的家庭。疫情期间,国际重大事件一波三折,“留学的初心是什么?留学价值还在吗?”相信类似问题盘旋在不少留学家长的思绪中。他们可能比美国本土之外的任何人都关注美国疫情和选情,关注中美关系和全球化趋势的动向,关注种族歧视和华人海外境遇。当然,新冠也好,特朗普也罢,终将被历史的车轮碾压,但这些过去之后,世界能否回到从前? 
 
        在全球化正常演绎的时代,留学确有其巨大的吸引力——在国际交通、物流日益便利的加持下,孩子自由行走海内外,汲取东西方教育精华,兼容多元文化,只要学得本事,必有用武之地,天地开阔。
 
        另一面,当然也有国内激烈的升学竞争的挤出效应。主要有两类背景,一类是因为孩子在国内缺乏竞争力而出走“曲线救国”的,一些孩子的性格特质可能不太适应国内教学方式和教育体制,而国内的私立或国际教育环境又差强人意;另一类是家长希望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条件,更有利的升学路径,这些家庭对孩子期望往往比较高,孩子留学后学术竞争力也比较强,在国外学校有能力争取较好的教育资源和竞争地位。
 
        我们在英国确实看到了很多这样富有竞争力的中国小留,他们在分层教学中占位高班,升学考试成绩领先,这些孩子一旦进入英国排名前列的精英中学(Senior school),尤其是那些声名显赫的顶级公学,似乎离牛剑等世界名牌大学就不远了。
 
       还以英国留学为例。英国很多私立学校(因财务和治理独立于政府之外,也称独立学校)的土地、校舍等有形资产已经沉淀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相对于中国新兴的国际学校来说,它们的摊销成本低太多了。私立学校往往持非盈利( Charity)牌照,不必向政府缴纳商业税。学校董事会是决策机构,委托校长组成的管理团队执行运营,董事会成员并不一定是股东,很多是社会知名人士,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会根据市场和竞争情况审时度势地决定收费水平。英国有2600所私立中小学,61.5万学生,平均一所学校才230人,平均师生比9:1。不同学术层次的私校之间存在充分的竞争关系。这些机制和条件都对私校不能过度牟利创造了基础。
 
疫情加剧了很多私校财务状况的恶化,一方面需要对夏季学期进行退费(10-30%不等),而2020-2021新学年又不敢涨价;另一方面,新生招募因为校园封锁等问题,面临很大的环境约束与生源挑战。市场上时不时传出私校倒闭的消息。实际上这些学校大多积弊已久,招生持续不给力,于是就被疫情这根稻草压垮了。
 
来自中国的中小学留学生主要分布在英国教育资源最优质、以伦敦为中心的英格兰南部地区。英国私立学校委员会ISC(Independent Schools Council)拥有1374家私校会员,53万中小学生。在2020年1月的统计中,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约1.08万人,加上香港地区学生5404人,总计占ISC全部海外学生(Non-British pupils)的27.7%,接近三分之一。中国在英国私校海外招生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英国私立中小学的学费大致是走读2万+英镑、寄宿3万+英镑的水平,近年学费涨幅之快备受本土诟病。一些本地私校学生的学费来自其家族信托教育基金,家底厚的没问题,但一些新中产家庭在疫情冲击下就遇到了财务困难。中国国内双语或国际学校的收费水平和英国私校旗鼓相当,有的甚至更高;但学校招生规模却大相径庭。一个英国人曾提到孩子学校的扩招计划,他用这样的语气表述:他们(学校招生部)有很大的雄心,要在5年内扩招50个孩子,达到350名学生的规模,这让我这种见证了北京后沙峪的国际学校在三五年间从300名学生扩张到2000名的家长哑然失笑。
 
       实际上所有的差距都源自人均资源占有的差异。300名学生的英国私立小学和国内一两千名学生的私立小学或四五千名学生的公立小学,其人均占有的资源完全不可比。前者的校园面积往往还是后者的数倍甚至几十倍,各类球场、剧场、音乐厅、绘画、手工、实验室等文体活动、教学设施非常丰富。这实际也无关中英之别,即使在英国,普通公立学校和精英私校之间的人均资源差距也很大。BBC在前几年曾拍过一个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划分》(School Swap——The Class Divide),跟拍英国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学生交换学习和生活的试验,反应了两类学校在教学设施、师资、教学内容和生源等方面的悬殊差异。
 
巧合的是,这部纪录片中那家私立学校的校长Mark后来成为我女儿学校的校长。这位50岁左右、军人出身的校长总是活力四射,一有机会就抓着家长聊天,或者写信。网课期间,他总是变着法子在400多英亩的空旷校园里折腾点儿什么。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他有一天清晨烦闷地从办公桌旁站起来,开始一路冲刺骑行,自行车翻过高高的阶梯、露天剧场、草坪和山坡,最后弃车直冲主楼楼顶亲手升上校旗。当孩子们在秋季学期返校,他用丰富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沉寂160多天的校园终于迎来学生的激动心情。
 
不是所有的校长都像Mark这样“爱表现”。英国寄宿制私校的特色文化之一,就是校长及其家庭常住在校内,是学校的大管家,几乎认识每一个学生。学校下设House,舍监(Housemaster/Housemistress)一般由资历较深的本校教师家庭担任,像是一家之长,负责学生的日常生活监护;再加上班主任、导师(Tutor)以及任课老师,这样几层行政架构整体协作,服务于寄宿私校的两大核心价值:牧养(Pastoral care)和学术(Academic)。
 
直译的“牧养”一词,表面上看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不过大部分私校在信仰方面并不强制要求,学校每周会有或多或少的晨会等活动,安排在学校或社区的教堂举行。牧养体系主要是指对学生课内外生活学习的整体安排与照顾。
 
英国所谓的精英教育,号称是“全人教育”,学术、艺术、体育三大支柱缺一不可。它不是要求孩子成为全才,而是给孩子的成才提供全面而充足的养分:你用你的天性去汲取和成长,然后成为你自己。他们总是喜欢用Flourish一词,来形容孩子在学校提供的这片沃土中茁壮成长。
 
英国私校的中小学教学实际和中国公立有类似之处,经常大考小考不断,比较重视分数、排名、分层教学,校规繁杂严格,这一点和我们此前在国内上的美式小学的宽松氛围有很大不同。而英美教育理念和中国公立体系的大不同是,后者过于强调整齐划一、单向灌输,容易让学生同质化。这一方面是理念差异,一方面当然也是受人均资源所局限。十几名学生的课堂和四五十名学生的课堂,老师的发挥空间截然不同。
 
如果从英国顶尖中学的眼光来看小学培养的目标,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希望学生不仅仅会学,还要会玩。艺术和体育运动在中小学的课时和地位上,丝毫不逊于学术科目。女儿在高中毕业模考前一天还要参加6英里徒步拉练,只要不是发高烧、起不了床的孩子都得参加。五年级的儿子每天在学校完成8-9节课后(35分钟一节),下午4-6点就是各种运动,周三、周六则是午饭后就运动。运动结束后,生活老师组织沐浴、茶点,学校统一清洗运动服。家长只需接回筋疲力尽的娃,吃个晚饭就可以洗洗睡了,基本没带回过作业。
胆小敏感的弟弟在这里克服了游泳的心理障碍,适应了密集的足球校际联赛、“野蛮tackle”的Rugby(英式橄榄球),风里雨里泥里打比赛乐此不疲。英国私校联盟的校际联赛实在值得称道,没有一定的历史实践积累,很难组织精密、运转顺畅到如此地步。各校、各年级,一个年级中还通常按程度分ABCD好几支队伍,在这些不同要素之间安排主客场、校车接送、live播放录制、家长茶歇等事项,最终确保所有时间表靠谱。老师们都身兼多职,数学老师做足球教练,Rugby老师教英文,角色转换无缝衔接,他们说不上有多专业,反正能让孩子们动起来,以赛代练。可惜这是疫情前的情景,现在所有的运动都大大缩水了,校际联赛取消,校内运动也局限在本年级“泡泡”内。
 
国内最近热议体育和美育(音乐、美术)增加分值到100,并可能纳入公立中考成绩的话题,有家长击掌叫好,更多家长新添焦虑。教育主管部门的改革方向无疑是对的,希望吸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培育青少年的人文修养、阳光健康的身心,以提升综合素质、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而和中考挂钩则是作为指挥棒,推动学校成为落实这些新理念的主体责任。但家长们担心的是,学校往往会在执行层面荒腔走板,家庭负担反而加重,又需要开辟出两片血拼之地……
 
和国内公立教改强调“减负”思想类似,弟弟的校长也给家长发邮件,强调不希望学生课外补习,不鼓励超前学习。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拉丁语老师给他发送教材的同时还不忘叮嘱:“不要学习你所落课时以外的内容,周末你应该和家人共度轻松时光”。除了少数中国人最趋之若鹜的学术强校,大部分英国私立中小学确实都比较佛系、淡定,体育达人、乐器高手可能比学霸在校园里更受欢迎。不过,“鸡娃”也不是华人、印巴等少数族裔的专长,重视教育的白人家庭也刷题补习练乐器,从小抓紧。在英国这个阶层分化甚至严重固化的国家,中产精英家庭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事实上是不遗余力的,充满了对后代巩固阶层地位的期望。而很多上层家族采取教育信托基金的安排,也较妥帖地解决了富不过三代的继承难题。
 
因为生源“有选择性”,教学内容和时长都可以超越国家大纲限制,私校教学水平在英国所有类别的学校中占绝对优势,学生在私校获得GCSE(类似中国高中会考)最高等级成绩A*的可能性是其他类别学校的四倍。能上私校的学生在英国也是少数群体,大约占全部在读学生的7%,而很多政商精英就出自这7%,牛剑录取生源的三四成也来自这7%。教育不公平、就业不公平等“阶级矛盾”近年来在英国的讨论也很激烈。
 
        为了追求国外更好的教学资源,中国到底有多少家庭给未成年的孩子选择了留学之路?当我在寻找这个数字的时候,结论有点出乎意料。
 
        综合几个官方渠道统计,新冠疫情之前,分布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四个主要留学目的国的中国中小学(18岁以下)留学生,分别是4.2万、3.1万、1.5万、1.2万,加起来差不多在10万人规模。这相比全国近2亿的中小学生来说,极其小众。当然这一对比基数可能过大。如按胡润财富报告对中国高净值家庭(千万元以上人民币可投资资产)这个比较小的口径统计,大约是100万户的基数,走小留之路的也不过10%。
 
       小众选择注定是一条探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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