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可能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英国进入第二次封锁已快过去两周，新冠病毒感染日增案例在达到3.3万的新高后，回落在2万例+高位振荡，总确诊数141万，死亡人数越过了5万。大西洋另一边的美国，在戏剧性的总统大选逐步落定后，日感染数字也攀上了18万例的新高，死亡人数超过25万，总感染规模高达1100万人。

        冰冷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悲剧。对于中国留学生家庭来说，并不像国内普通民众那样坐看风云，而是在亲身参演这场跌宕起伏的新冠大流行剧。因为大女儿在一年前到英国学习大学预科A-level课程，为了抓住她成人之前最后的陪伴机会，我带着还是小学生的弟弟出来“见见世面”，阴差阳错地亲历了这场世纪疫情在西方国家的演绎。

      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并不太关心感染数字和外界纷扰。从英国3月中旬第一次封锁（lockdown）以来，孩子们一直在家网课。隔空看过武汉抗疫的海外华人普遍谨慎自律，大多也有办法从国内搞防疫物资，所以在网课和封锁模式下的感染风险基本可控。国际食品供应链在这次疫情中经受住了考验，英国的各类超市供货正常，不少中国超市乘势扩张在线或送货等服务，给华人的选择颇多。所以我们这些“就地卧倒”的留学家庭除了日子单调烦闷之外，却也没有国内看过来那么“水深火热”。

      直到9月份英国政府强制要求秋季学期线下开课之后，风险敞口才开始真正地打开，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体会到病毒的逼近。

      女儿在上周末刚刚结束学校要求的两周居家隔离，返回位于英格兰南部的寄宿高中。作为学校最高年级，即高中毕业年级Ａ2，他们拥有一人一间的住宿条件，这在防范病毒感染上本是相当有利的。但这个年级却偏偏成了“重灾区”。在10月下旬的期中假（英国中小学每年三个学期，在每个学期中间有1-2周的half-term假期）开始之前，学校已经确诊了6个Covid-19感染病例。随后一周，舍管在House会议中透露了学校已报告22例阳性，其中17名是A2学生，波及12个House中的4个。其他年级在11月1日的期中假结束后正常返校上课，而Ａ2年级则需在家隔离14天，并“建议”各自检测。

      女儿说，他们都不相信这个数字，因为在学校告诉家长3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有6例，说6例的时候实际已经十几个…而且仍有不少同学坚持不检测，老师也没有什么办法。学校自给家长邮件通报了6例之后，就再无下文了。

        这些十七八岁的孩子确实都不重视新冠，无所畏惧。那些检测出阳性的孩子，绝大多数也没什么明显的症状——“即使感染了也没事”，正是这一现实效应促成了西方民众的主流心态。但有个和女儿同House的女孩说自己失去了味觉、嗅觉大概3-5天，“需要靠想象来进食，因为完全感受不到食物的气味”。还有一名男生是二次感染。他在四月份第一次感染时相当严重，持续高烧。那时孩子们都上网课，我都曾听到那男孩在屏幕背后激烈的咳嗽声。但当时英国的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不在家熬够一周，英国国民医疗保险服务系统NHS基本不会接收。好在他挺了过去，而他父亲也在伦敦的ICU中抢救了过来。他体质羸弱的双胞胎姐姐和我女儿同一个house，当时成为整个宿舍的关注对象。好在他家及时将姐姐转移隔离，躲过了一劫。

这类小比例的严重案例很难阻止年轻人渴望自由的心。二次封锁之前，伦敦的饭店酒肆咖啡夜店连日爆满，抢先释放一个月封锁的压抑。从目前的重症或死亡率看，新冠病毒的毒性似已大为降低，无症状感染者比例很高。《自然》（Nature）杂志最近结合几国的临床研究指出，新冠病死率确实在明显下降，与检测规模及接受治疗人群变化、治疗经验累积、医疗系统负担减轻等因素有关。

       用邮编去搜索病毒感染数据，可以看到，女儿学校所在的那个美丽的英格兰南部小镇，是病毒在席卷大中城市后、深入乡镇扫荡的典型样本。在9月以前的大流行期间，学校所在地区的日感染数字都在5例以下（7月之前大部分时间都是0案例）的低水平，但在经历极其放松的暑假，9月初复课后，地区日均感染病例迅速爬坡到10-20例的水平。在过去的一周，每10万人感染109例，这个大约40万人口的地区，新冠感染总人数是2821例，在全国算中低风险。

        现在看英国的疫情全景图，9月底以来就像是平地起高楼。秋季开学后，绝大多数学生不戴口罩，也很少遵守社交距离准则。直到11月5日启动第二波封锁，很多学校才明确要求六七年级以上的学生以及学校老师在校佩戴口罩。在此过程中，那些在英留学的国际生，尤其华裔学生最重视新冠预防、也最懂得怎么做。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所处的风险环境与本土孩子大有不同。

       女儿所在House有12名A2学生，其中有6名国际生，包括2个美国人、1个加拿大人，一个来自尼泊尔的女孩，还有一个中国籍的中欧混血女孩以及她这个纯中国人。这次half- term之后，除了她们两个中国籍孩子还坚持返校，其他四名国际生都离开了英国。

        加拿大女孩是专业马术竞赛的青少选手，七八年前从加拿大来英国上学时，用专机运来了她的赛马。这匹赛马帮她获得了很多荣誉，虽然它现在已经十来岁，但小主人本打算和它再跑两年比赛后退役，并继续和它相伴在英国完成大学学业。新冠打乱了她的计划。在经历没有赛事的9个月疫情之后，孩子终于决定转学回加拿大，大学也不再回英国。而现在航空运人的成本已经很高，更不用说运马。权衡之下，孩子只得选择就地卖掉这匹老马。女儿讲起同伴的经历十分难过，连我都能感受到孩子离开和自己一起长大的马儿时那种不舍与心痛。

        尽管美国疫情比英国严重的多，两个美国女孩也还是走了。对国际生而言，最麻烦的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对心理安全感所带来的冲击和威胁。母国就算更混乱，毕竟有家庭就近保护；独自海外留学，家长和孩子两边牵挂，各不安生。而那个尼泊尔女孩，她妈妈在3月份英国第一次lockdown之前飞了过来，在校园附近的小镇上租下房子，陪伴女儿。她们在这里忍过了暑假、忍过了半个秋季学期，直到英国第二次lockdown之前却飞走了。

        这些即将面临高中大考和毕业的孩子们，至今都还没有拿到可以拿去申请大学的完整的模考成绩。在这场百年不遇的病毒大流行面前，学业又算得了什么？

        小儿子在一所私立男校上五年级。有一天校长在早会上说：孩子们不要追着老师，如果你发现老师躲着你，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而是老师也需要一个安全的空间。9月开学后，学校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单向的行走线路，各种消毒规范，还在教室讲台区域划定了教师安全空间（teacher’s safe space），孩子们不能进入这个区域，“如果我们被叫上讲台写字或发言，老师就站在他不能再远的角落里，”儿子如此描绘。这些懵懵懂懂、活蹦乱跳的小男孩怎么可能做得到社交距离、戴得住口罩，即使他们按年级来圈定活动的“泡泡”（bubbles），一到下午的体育或游戏时间，老师孩子又都聚成了一堆。学校地处城市繁华地带，其中很多孩子走读，每天这样的人员流动对抗疫的挑战不言而喻，家长们只能“佛系”接受，学校也从未发布感染数据，日子就这样含糊地往前推进。

       事实上，不少教师对学生是心怀“恐惧”的，英国教师协会在二次封锁之前发动数十万教师签名，要求议会讨论关闭学校。但英国政府以教师群体的感染数据并不显著地高于其他“核心工作人员”（key workers）为由，仍然坚持开放校园。学校不开学始终是英国政府的“心头大患”。全世界都一样，熊孩子在家长期网课，家长们身心俱疲，大大损耗了社会中坚劳动力，从而引发心理、经济、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问题。作为将教育视为重要产业的英国，也非常需要教育界尽快恢复正常，提振经济信心。

        9月的开学季，孩子们的学校都迎来了“勇敢的”新面孔，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内地或香港。但我知道有太多的留学家庭在9月前做着艰难的抉择：要不要让孩子去？对于尚未成年的小留学生来说，这种抉择尤其困难。即使有的孩子有妈妈陪读相随，而爸爸们如何下这个决心把孤儿寡母们往外送？

        在英国第一次封锁启动前后，中英之间往来航班大概还有两周左右的窗口期，3月底中国就进入了严格的“五个一”航空管制。3月下旬是春夏学期之交的复活节假期，国际生本来都需强制离校，但3月初英国政府抛出的群体免疫策略，惊吓了大量国际生提前抢票离境。

        坚持到11月，眼看着美国大选和疫苗即将上市两只“靴子”落下，新冠疫情看似走向重大转折之际，国际生还在离开。这半年来，到底有多少比例或规模的国际生离开了英国，具体数字不得而知，其中大部分应该还在黑白颠倒的远程网课中煎熬，但也有部分是彻底转学回国。